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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流大学追求世界卓越的特色之路
201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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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上午，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教授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一流大学追求世界卓越的特色之路”的演讲。演讲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主持。
杨卫校长在演讲中对当前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对一流大学的发展社会各界一直有议论，一方面，海外同行对中国大学的规模扩展和实力提升颇为赞赏；另一方面，中国新闻、电视和网络等媒体每天充斥着对高校的尖锐批评。不少国人对国内大学在学术精神的侵蚀、对大学自主权的缺失、对教师的绩效考核等表示忧虑。熟悉情况的教育家或大学校长们，对这些评论不屑一顾或不愿意在公众场合为之辩解。高等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尽管明晓真情，却缺乏向公众沟通这一敏感议题的有效手段。
杨卫校长认为，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大学近20年的发展选取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与许多西方一流大学所采取的经典模式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不同，中国大学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综合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结合了院校法人治理与中央政府指导，融会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采取这一独特发展路径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既在于中国高等教育进展的动力特征，在于中国工业在研发方面的不成熟，也在于许多中国大学所遇到的研究项目和人力资源的历史机遇。
杨卫校长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一流大学追求世界卓越的特色之路”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
一、中国一流大学在发展中选择了具有特色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从投入看，不能把吸引高水平的师资寄托在高薪酬上，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杨卫校长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的。在讲述问题以前，他先给大家介绍了一组基本的数据。他选取了九所中国一流大学的数据，这九所学校在2008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和美国的AAU的60所学校比，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授予博士数量，已经高于美国最好的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的数量。这一组数据说由于中国的博士是国家的资源，所以这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性资源可以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应用。
下一组数据是比较美国AAU大学的研究经费和上述九所大学的研究经费，这一比较是按照美元来进行的，同时比值都是按照外汇的比价来进行换算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AAU的60所学校，它的平均研究经费大概是5亿多美元，中国的这9所学校平均研究型经费大概是1.6亿美元（这是2009年的数字），也就是说在研究经费上中美一流大学之间的科研经费的差距大概超过3亿美元。在这个差距中，我们还应该考虑到，AAU大学的科研经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是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助学金、奖学金，而在我们国家这部分的费用相对来讲比较少。
我们再比较下一组数据，这个数据是对学校总的财政收入的比较。AAU的60所学校的财政总收入与中国的9所学校比，这是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加以比较的，可以看到这个差距比研究经费的差距要大，大概是4到5倍之间。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学的支出中，其中绝大多数是用于师资的；在中国对教师的支出大概也就占年度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师资平均的薪酬水平大概只相当于AAU大学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如果说你要想在吸引高水平人才领域展开全面竞争，现在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利用我们刚才在科研经费方面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差距，然后利用优秀的人才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进行。
从产出看，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虽然与世界一流大学比有一定差距，但是上升速度非常快。杨卫校长同样就AAU大学和九所中国学校十一年累计的SCI成果数据进行对比，它们之间的差别相对来讲不是太大，大概差两倍，同时因为这几年中国大学的论文数上升得很快，现在的年度数字可能差距比这个还要小一点。但是高影响的论文的差距就相应大了很多，大概是6：1或者是7：1这样的比值。这说明近年来，我们论文的数目是上去，高影响论文的数目业绩上去了，但是九所学校的差距还相当之大。再看一十年间被引用的情况，可以看到九所学校和AAU大学大概还有六倍左右的差距。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组数据看到，科研成果数字的上升是非常快的，我们对比了七所学校，把以前十年和最近十年科研成果被引用的数目，基本上都有成量级的增长。
从对外宣传看，高校缺乏与媒体、社会沟通的有效手段。杨卫校长认为，目前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众说纷纭，海外的朋友们，就是包括来参加这次论坛的许多校长，都对这些年中国大学无论是从数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提升，大家都表示感到非常鼓舞，感到这些年的发展非常快。与此同时，我们的媒体却不断地在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我昨天看到新浪网上关于教育的头条中提到，参加中外校长论坛的国外校长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大学在20年之内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和我们跟诸位校长的交流得到的结论完全不一样。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们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我们想媒体的朋友和教育的评论家们，他们主要的忧虑是认为现在的学术精神，受到了一定的侵蚀，认为中国的大学缺少西方大学非常追求的院校自治、学术自由、通识教育等精神和原则。另外认为我们对学生的培养计划过于狭窄，过于专门。还有，认为我们对教师的评价有点像杀鸡取蛋这样的情况。这是他们的一些忧虑。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无论是和媒体还是和这些教育评论家们，都缺乏有效的互相交流。那么就大学校长而言，有的校长对这些评论不想发表评论，也有的好像觉得在公众场合下进行这方面的争论好像很没有意思。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也很敏感的事情，因为话语权主要还在媒体。所以，在怎样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交流，缺乏有效的手段。
从实践探索看，中国一流大学选择了混合型发展模式。杨卫校长认为，实际上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尤其近一二十年的发展是走的一条不同的道路，我称之为混合型模式。它与英国、德国、美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它并没有完全照搬学术自由、院校自治和通识教育这样的道路，相反走的是混合型或者是结合型得道路，也就是学术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把院校的自治和中央政府的指导结合起来，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我想把它叫做混合型。
当然现在很多学校，大家都认为中国高校应该更强调学术权力，更强调院校的自主权，也更应强调在教育中引入通识教育这样的模式。但是这种混合型，还不能完全摆脱掉。在这一点上，我想应该是双轮驱动的。为了更有效的争取资源，应该让学校自主的发展。中国的大学早就有法人了，应该把学校自主发展与能够争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源结合起来，而这个结合，也必然需要得到他们的一些建议和指导。另外，如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加以结合，南京大学陈骏校长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计划，刚才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校长也介绍了他们的计划，基本都属于这样的模式。
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混合型模式，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非常快，你要是想稳步发展的话，可能过十年、二十年你的学校可能就落在后面了；第二是中国企业的研发目前还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所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介入企业的一些研发过程；另外，就是最近若干年很多大学都面临着新的机遇，比如校园空间发展的新机遇，比如关于获取国家投入的研究经费的发展机遇，比如人力资源方面的发展机遇。在这些方面，必然采用刚才讲的这种双轮驱动的方式。
二、浙江大学在大学追求世界卓越中的实践探索
杨卫校长在演讲中介绍了浙江大学的一些主要做法。我们要设立一个新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称之为一横多纵模式，就是对学生的培养，前一两年是属于一横，后两三年是属于多纵。我们希望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上升的研究环境；有一个学校治理结构，这个结构是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同驱动的；有一个教育的环境，这个教育的环境不仅仅重视公平，同时也重视强调因人施教，这是我们整体的设想。
在本科生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浙江大学从2008年起，对本科生就不再按专业招生了，是按照七个大类进行招生，比如工科就是一个大类，医科是另外一个大类，人文是另外一个大类等等。按照七个大类进行招生，不是按照现有的113个专业进行招生，招生以后所有的学生进入本科生院，本科生院的前两年实行的是学员式的管理，每一个学生都不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系或者具体的学院。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这些学生将有权利去选择他们要学习的项目、感兴趣的专业，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而且这个专业也有权利去选择最合适的学生，在申请的学生中挑选最合适的。所以，我们的管理主要以宿舍为管理重点，转向以院系为管理为主这样一个模式。我们还邀请校友来给学生做讲座，这些学生毕业以后，他的校友遍及各个院系，这是在浙大一直在推行的，我们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
浙江大学的研究经费也在不断上升，去年是继清华大学之后科研经费超过20亿的学校。我们的SCI成果连续三年在中国大学中是最多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重组院系，已经重组了7个院系，使得他们适合课程的调整、专业的调整。另外，我们也学习美国、日本还有欧洲的一些做法，还将学术的权力赋予教职员工。在一些学术问题上面，比如说学位的授予和教学活动以及招生方面，以及招聘新的老师方面学校都赋予老师以自主权，当然系院主任是有最终的自主权，这样就把权力转向了老师。另外教职员工也有行政管理的权力，学校会将可持续的资源直接分配给教职员工，但是对于额外的一些资源，学校会分配给哪些重点的学科。
杨卫校长演讲结束后，回答了中外大学校长的提问。
西南大学校长王小佳：您在演讲中谈到中国高水平大学存在的问题我与您同感。请问，如何加快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如果要加快高水平建设的步伐，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对目前体制的构成进行一些调节，如果要调节应该怎么样调节？
杨卫校长：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但也许我并不是最合适的人来回答。那么，我就肤浅地来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从总的这个趋势来看，现在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属于混合型模式，就像一脚踩刹车又要一脚踩油门，这是很难把握的，因此这就需要非常好的控制。去年10月在西安交大举办“9+3”研讨会，即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内地9所首批进入“985”高校的校长们一致认为，高水平大学应该进一步加强学术权力，而香港的三所大学校长们认为，香港的大学要加强一点行政的权力。我想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接近。另外，目前无论从国家领导还是从最近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来看，都提到高校有过于行政化的情况，要减弱高校行政化倾向，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也不能一下全减。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认为校长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把所有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支持教授干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国家也有这样的需求，现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越来越多，这些项目不是由个人所能完成的，有一定的行政保障才能完成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因此还是需要组织，需要团队。
伦敦大学学院校长麦克姆•格兰特：我非常欣赏上午各位校长的演讲，作为外国大学的校长对于中国所取得成就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地欣赏。您演讲中提到大学的混合模型，京都大学松本紘校长也谈到了大学创新的办法。我们是不是要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重新进行审视。另外，有很多校长谈到大学对人类所做出来的贡献，那么在这些方面是不是我们还要重视一下？
杨卫校长：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确实一流的大学不能够仅仅依据研究经费，SCI以及博士生的数量来进行衡量，实际上一流的大学应在传递知识等方面进行衡量，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讲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白手起家，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地发展。在张杰校长的演讲中，认为由原来SCI这个目标逐渐走向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科研工作，我认为这是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趋势，我们要建立以质量为基础而不是以数量为基础的科研。我们要做好的研究，所谓好的研究，就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对人类进步产生影响，对人类未来产生影响。
(转自《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网第22期2010年5月10日)
杨卫校长在演讲中对当前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对一流大学的发展社会各界一直有议论，一方面，海外同行对中国大学的规模扩展和实力提升颇为赞赏；另一方面，中国新闻、电视和网络等媒体每天充斥着对高校的尖锐批评。不少国人对国内大学在学术精神的侵蚀、对大学自主权的缺失、对教师的绩效考核等表示忧虑。熟悉情况的教育家或大学校长们，对这些评论不屑一顾或不愿意在公众场合为之辩解。高等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尽管明晓真情，却缺乏向公众沟通这一敏感议题的有效手段。
杨卫校长认为，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大学近20年的发展选取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与许多西方一流大学所采取的经典模式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不同，中国大学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综合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结合了院校法人治理与中央政府指导，融会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采取这一独特发展路径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既在于中国高等教育进展的动力特征，在于中国工业在研发方面的不成熟，也在于许多中国大学所遇到的研究项目和人力资源的历史机遇。
杨卫校长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一流大学追求世界卓越的特色之路”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
一、中国一流大学在发展中选择了具有特色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从投入看，不能把吸引高水平的师资寄托在高薪酬上，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杨卫校长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的。在讲述问题以前，他先给大家介绍了一组基本的数据。他选取了九所中国一流大学的数据，这九所学校在2008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和美国的AAU的60所学校比，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授予博士数量，已经高于美国最好的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的数量。这一组数据说由于中国的博士是国家的资源，所以这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性资源可以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应用。
下一组数据是比较美国AAU大学的研究经费和上述九所大学的研究经费，这一比较是按照美元来进行的，同时比值都是按照外汇的比价来进行换算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AAU的60所学校，它的平均研究经费大概是5亿多美元，中国的这9所学校平均研究型经费大概是1.6亿美元（这是2009年的数字），也就是说在研究经费上中美一流大学之间的科研经费的差距大概超过3亿美元。在这个差距中，我们还应该考虑到，AAU大学的科研经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是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助学金、奖学金，而在我们国家这部分的费用相对来讲比较少。
我们再比较下一组数据，这个数据是对学校总的财政收入的比较。AAU的60所学校的财政总收入与中国的9所学校比，这是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加以比较的，可以看到这个差距比研究经费的差距要大，大概是4到5倍之间。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学的支出中，其中绝大多数是用于师资的；在中国对教师的支出大概也就占年度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师资平均的薪酬水平大概只相当于AAU大学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如果说你要想在吸引高水平人才领域展开全面竞争，现在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利用我们刚才在科研经费方面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差距，然后利用优秀的人才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进行。
从产出看，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虽然与世界一流大学比有一定差距，但是上升速度非常快。杨卫校长同样就AAU大学和九所中国学校十一年累计的SCI成果数据进行对比，它们之间的差别相对来讲不是太大，大概差两倍，同时因为这几年中国大学的论文数上升得很快，现在的年度数字可能差距比这个还要小一点。但是高影响的论文的差距就相应大了很多，大概是6：1或者是7：1这样的比值。这说明近年来，我们论文的数目是上去，高影响论文的数目业绩上去了，但是九所学校的差距还相当之大。再看一十年间被引用的情况，可以看到九所学校和AAU大学大概还有六倍左右的差距。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组数据看到，科研成果数字的上升是非常快的，我们对比了七所学校，把以前十年和最近十年科研成果被引用的数目，基本上都有成量级的增长。
从对外宣传看，高校缺乏与媒体、社会沟通的有效手段。杨卫校长认为，目前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众说纷纭，海外的朋友们，就是包括来参加这次论坛的许多校长，都对这些年中国大学无论是从数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提升，大家都表示感到非常鼓舞，感到这些年的发展非常快。与此同时，我们的媒体却不断地在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我昨天看到新浪网上关于教育的头条中提到，参加中外校长论坛的国外校长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大学在20年之内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和我们跟诸位校长的交流得到的结论完全不一样。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们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我们想媒体的朋友和教育的评论家们，他们主要的忧虑是认为现在的学术精神，受到了一定的侵蚀，认为中国的大学缺少西方大学非常追求的院校自治、学术自由、通识教育等精神和原则。另外认为我们对学生的培养计划过于狭窄，过于专门。还有，认为我们对教师的评价有点像杀鸡取蛋这样的情况。这是他们的一些忧虑。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无论是和媒体还是和这些教育评论家们，都缺乏有效的互相交流。那么就大学校长而言，有的校长对这些评论不想发表评论，也有的好像觉得在公众场合下进行这方面的争论好像很没有意思。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也很敏感的事情，因为话语权主要还在媒体。所以，在怎样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交流，缺乏有效的手段。
从实践探索看，中国一流大学选择了混合型发展模式。杨卫校长认为，实际上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尤其近一二十年的发展是走的一条不同的道路，我称之为混合型模式。它与英国、德国、美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它并没有完全照搬学术自由、院校自治和通识教育这样的道路，相反走的是混合型或者是结合型得道路，也就是学术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把院校的自治和中央政府的指导结合起来，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我想把它叫做混合型。
当然现在很多学校，大家都认为中国高校应该更强调学术权力，更强调院校的自主权，也更应强调在教育中引入通识教育这样的模式。但是这种混合型，还不能完全摆脱掉。在这一点上，我想应该是双轮驱动的。为了更有效的争取资源，应该让学校自主的发展。中国的大学早就有法人了，应该把学校自主发展与能够争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源结合起来，而这个结合，也必然需要得到他们的一些建议和指导。另外，如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加以结合，南京大学陈骏校长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计划，刚才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校长也介绍了他们的计划，基本都属于这样的模式。
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混合型模式，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非常快，你要是想稳步发展的话，可能过十年、二十年你的学校可能就落在后面了；第二是中国企业的研发目前还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所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介入企业的一些研发过程；另外，就是最近若干年很多大学都面临着新的机遇，比如校园空间发展的新机遇，比如关于获取国家投入的研究经费的发展机遇，比如人力资源方面的发展机遇。在这些方面，必然采用刚才讲的这种双轮驱动的方式。
二、浙江大学在大学追求世界卓越中的实践探索
杨卫校长在演讲中介绍了浙江大学的一些主要做法。我们要设立一个新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称之为一横多纵模式，就是对学生的培养，前一两年是属于一横，后两三年是属于多纵。我们希望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上升的研究环境；有一个学校治理结构，这个结构是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同驱动的；有一个教育的环境，这个教育的环境不仅仅重视公平，同时也重视强调因人施教，这是我们整体的设想。
在本科生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浙江大学从2008年起，对本科生就不再按专业招生了，是按照七个大类进行招生，比如工科就是一个大类，医科是另外一个大类，人文是另外一个大类等等。按照七个大类进行招生，不是按照现有的113个专业进行招生，招生以后所有的学生进入本科生院，本科生院的前两年实行的是学员式的管理，每一个学生都不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系或者具体的学院。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这些学生将有权利去选择他们要学习的项目、感兴趣的专业，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而且这个专业也有权利去选择最合适的学生，在申请的学生中挑选最合适的。所以，我们的管理主要以宿舍为管理重点，转向以院系为管理为主这样一个模式。我们还邀请校友来给学生做讲座，这些学生毕业以后，他的校友遍及各个院系，这是在浙大一直在推行的，我们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
浙江大学的研究经费也在不断上升，去年是继清华大学之后科研经费超过20亿的学校。我们的SCI成果连续三年在中国大学中是最多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重组院系，已经重组了7个院系，使得他们适合课程的调整、专业的调整。另外，我们也学习美国、日本还有欧洲的一些做法，还将学术的权力赋予教职员工。在一些学术问题上面，比如说学位的授予和教学活动以及招生方面，以及招聘新的老师方面学校都赋予老师以自主权，当然系院主任是有最终的自主权，这样就把权力转向了老师。另外教职员工也有行政管理的权力，学校会将可持续的资源直接分配给教职员工，但是对于额外的一些资源，学校会分配给哪些重点的学科。
杨卫校长演讲结束后，回答了中外大学校长的提问。
西南大学校长王小佳：您在演讲中谈到中国高水平大学存在的问题我与您同感。请问，如何加快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如果要加快高水平建设的步伐，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对目前体制的构成进行一些调节，如果要调节应该怎么样调节？
杨卫校长：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但也许我并不是最合适的人来回答。那么，我就肤浅地来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从总的这个趋势来看，现在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属于混合型模式，就像一脚踩刹车又要一脚踩油门，这是很难把握的，因此这就需要非常好的控制。去年10月在西安交大举办“9+3”研讨会，即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内地9所首批进入“985”高校的校长们一致认为，高水平大学应该进一步加强学术权力，而香港的三所大学校长们认为，香港的大学要加强一点行政的权力。我想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接近。另外，目前无论从国家领导还是从最近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来看，都提到高校有过于行政化的情况，要减弱高校行政化倾向，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也不能一下全减。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认为校长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把所有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支持教授干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国家也有这样的需求，现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越来越多，这些项目不是由个人所能完成的，有一定的行政保障才能完成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因此还是需要组织，需要团队。
伦敦大学学院校长麦克姆•格兰特：我非常欣赏上午各位校长的演讲，作为外国大学的校长对于中国所取得成就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地欣赏。您演讲中提到大学的混合模型，京都大学松本紘校长也谈到了大学创新的办法。我们是不是要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重新进行审视。另外，有很多校长谈到大学对人类所做出来的贡献，那么在这些方面是不是我们还要重视一下？
杨卫校长：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确实一流的大学不能够仅仅依据研究经费，SCI以及博士生的数量来进行衡量，实际上一流的大学应在传递知识等方面进行衡量，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讲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白手起家，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地发展。在张杰校长的演讲中，认为由原来SCI这个目标逐渐走向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科研工作，我认为这是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趋势，我们要建立以质量为基础而不是以数量为基础的科研。我们要做好的研究，所谓好的研究，就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对人类进步产生影响，对人类未来产生影响。
(转自《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网第22期201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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