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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大师、大楼、大学精神,缺一不可

来源:学生 作者: 日期:2006年10月13日 访问次数:5363

杨卫:大师、大楼、大学精神,缺一不可

 

    对杨卫来说,当中国大学的校长挺难的。他认为,校长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应该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是重要的,然后把这个事做好。校长也不能过于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学校发展没什么关系的事,但对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院系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校长能做的也尽可能地去做。
    
    当中国的大学校长挺难的
    
    《大学周刊》:此前您没有做过校长以及副校长,就任近两个月,请问校长的工作与过去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杨卫:我在清华当过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没有到校级领导这个层面工作过。到教育部主要分管研究生教育,其中会涉及一些校长需要关注的问题,但是不像管理一所大学这么全面。到现在为止的这段时间,觉得这个工作比较有挑战性。
    
    《大学周刊》:到任后您打算首先做的事有哪些?
    
    杨卫:校长应该首先抓什么,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情况。对我来讲,首先不是要做哪几件事,砍哪三斧,或者烧三把火,对我不合适。
    
    我现在最主要做的是更多地了解情况,了解人,了解浙江大学的历史发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考虑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做一些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做好。很多事情不能单纯靠理念就能实现,如果一来就提出一套纲领,过去的都不要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大学周刊》:上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像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等优秀的大学校长,您认为现在国内的大学校长能超越他们的成就吗?
    
    杨卫:学校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多,所以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想涉及三方面。
    
    一是现在的大学校长做了很多事情,但总的来说往往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承认。这也容易理解,人们往往对历史上的事情看得比较清楚;而当前的事由于离得太近,反倒是很难认同。如果回到过去,问当时的学生和教授“校长怎么样”,想必也多有抱怨和不满,当然不是针对所有的校长。
    
    二是国内正处在高等教育转型期,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程,出现各种问题的几率更高,因此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大学质量普遍下降了。据教育专家介绍,美国、欧洲在上世纪中期,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曾被认为“大学精神的缺失”。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三是校长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应该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是重要的,然后把这个事做好。但是中国的大学像一个小社会,校长会缠身于日常事务。校长也不能过于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学校发展没什么关系的事,但对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院系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校长能做的也尽可能地去做。
    
    总之,校长挺难的。我们只好不考虑当前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如何,而是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好。
    
    《大学周刊》:您曾在科研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当校长后还会继续做科研吗?
    
    杨卫:当校长对我的研究来说肯定有影响,现在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做研究。我在清华还带了6名博士生,他们写的学术论文我要参与一块讨论,最后定稿时还要修改一遍。另外还有一些过去的研究项目需要继续。
    
    评价标准三步走
    
    《大学周刊》:您对国内大学要求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这样一种评价标准如何看?
    
    杨卫: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
    
    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大学周刊》:您谈的几个阶段也同样适合研究生的情况吗?国内有些高校开始不要求研究生一定要发表论文了。
    
    杨卫:考核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和考核教师的一样。我也注意有几所高校表示不要求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了。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学校,却并不是已经到了前面提到的转型期,不是这些学校已经从追求论文数量的阶段上升到提高层次的阶段,而是另有原因。也许是这些学校在某些学科研究生的规模太大了,已经无法实现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
    
    《大学周刊》:浙江大学是否到了转型期?
    
    杨卫:浙江大学最近几年SCI论文数上涨得很快,总量在全国高校排在前列。
    
    我们的博士生有6000多人,超过本科生、研究生总数的10%。假设至少每年有1000多位博士生发表两篇左右的SCI论文,就会有2000到3000篇。另外还有硕士研究生、博士后,加上导师自己,这样在稳恒态下将可达到每年发表5000篇SCI论文,这样的水平在数量上可以进世界前50名了。到这样一个水平才可以说达到转型期。
    
    《大学周刊》:也就是说近年内浙江大学要求发表论文的数量不会降低?
    
    杨卫:我觉得暂还没有到变化的时候,即使变化也不会硬着陆,而是采取软着陆的办法来加以引导,比如规定在高水平期刊发表一篇论文等。西安交大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博士生可以不发表一篇论文,但毕业论文需要送到学校选择的同行专家处评审,也就是所谓的盲审。
    浙江大学将来是从数量来评估,还是以数量和质量混合的方式,这还需要研究和多方面考察。目前我认为,一种方式实行后就要稳定一段时间,不能经常换规定。
    
    大学需有培育大师的理想
    
    《大学周刊》:上世纪的中国大学校长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不知道您是否打算进一步扩展浙江大学的名师?
    
    杨卫:请大师是有条件的,像清华当时有一笔庚子赔款,可以用高薪把其他学校的教授聘来。现在有条件的学校即使高薪聘请了大师,也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一是与现有的教师能不能融合,如果大师的年薪与其他教师相差过大,会让教师们有疑虑,也有一个基尼系数的问题;二是需要有合适的土壤,大师必须有一批学者和他进行紧密的学术讨论,在专业上有对话的可能,才能保障引进大师的“成活率”。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学能不能自身培养出大师。大师的孕育率是一所成功大学的标志。
    
    《大学周刊》:您认为如何能实现培养大师?
    
    杨卫:我经常想,要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的大学,最重要的是三个S,一是学者(scholars);二是大楼(space),广意的则指硬件,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教授的实验室有一定的面积,校园也比较大,人文理念和谐发展;第三是有大学精神(spirit)。
    
    大师、大楼、大学精神,三者不可或缺。前两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从现在国内的大学来看,最近10年在办学硬件上发展很快,浙江大学也是如此。培育环境的建设是一个比较容易抓的抓手。或者说“筑巢引凤”,就是要先有了好的条件,学校的政策很宽松,才能吸引到大师,并和其他人形成很好的融合,然后出一批成果。有了这些后,再蕴育大师。这样走下去是良性循环。
    
    《大学周刊》:每所大学聘请教师的条件、制度都不一样,并且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不知道您在聘请教师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杨卫:如果空了一个职位,进行全球招聘,用客观一套体系选择,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很难说是一种制度。这种文化让有些学校想这么做,另一种文化让一些学校采取另外一种做法。
    
    我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美国招聘教师大致是这样的,某校空了一个全职教授的位置,第一步是先给全球相关单位发信,一般都有一二百人报名;第二步,由院系的招聘委员会确定一个短名单,并请名单上的人到院系和每位教授交流,给学生作学术报告。这一过程结束后定一个录用的排名名单,确定第一、第二、第三入选者。
    
    之后就发通知给第一个人,对方可以提条件,谈好了就录用。整个过程很复杂,但全部是公开的。
    
    德国则完全不同,是“为尊者讳”吧。某个专业需要招一名教授,第一步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讨论全球哪些人最合适,结果确定四五个初步人选;第二步请一个人来,不说明做什么,只是到学校作演讲,再和其他教授讨论、聊天。过段时间再把另一个人请来。如此都请一遍;第三步,所有入选者都考察完了,大家再讨论,看看谁最合适,也排个第一、第二、第三的。然后找第一入选者谈,告诉他有职位空缺,给什么样的工资、启动费,实验室空间、博士生情况等等,愿不愿意来?如果他答应,过几天就会有正式的通知给他。这样大家都不会丢面子。
    
    可以看出,这两个程序是截然相反的,都在某个方面体现了怎么样去筛选人才。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一种方式,可能会对尚未成名的专家打开方便之门。而后一种方式较适合于成名的专家,不但不会对他现有的工作产生影响,还多提供了一种选择。
    
    国内的情况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没有完全达到可以实现自由招聘的条件。
    
    《大学周刊》:您曾谈到浙江大学的教师的学缘结构问题,打算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杨卫:现在浙江大学的教师中浙江人比较多,本校毕业的人也比较多。这有历史原因,浙江的人文底蕴很深厚,比如浙江出的院士和大学者都很多,也就是说浙江本地有足够的人才到大学任教。
    
    其实,现在很多国内高校都有这个问题。不少学校也开始注意到,并在教师的聘任上设法改善其学缘结构。北大的情况是三个三分之一,北大毕业的三分之一,国外回来的三分之一,外校到北大的三分之一。这样的结构比浙江大学要好,因为北京的地理区位优势,浙大暂时实现不了。
    
    因此我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这种情况。现在还只是一个设想,自己尚没有系统地研究如何改变学缘结构。不过,首先要创造吸引力,比如有很好的平台,其次是提供好的聘任条件,包括薪水、职位、学生等。这都是前提,浙大应在这些方面创造优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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